發問文化 – 美國人的嘴砲與台灣人的沉默 (下)

「美國人可以八十分吹成一百分,但台灣人可能九十分只說得出七十分。」為何不能不卑不亢地以九十分的實力說九十分的話呢?我認為困難處從淺到深有三個層面。

第一層困難:表達的習慣

簡言之就是發言的勇氣。自覺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環境並不鼓勵甚至要求學生表達。老師上課問「同學,有沒有問題?」緊接著常是一陣靜默。我有時心想,難道老師不覺得學生都沒問題很有問題嗎?

另外我也發現台灣學生不常在講課或演講時發言提問,而是結束後圍堵教授或講者(我以前就如此)。似乎在公眾場合提出想法或發問會遭受眾人側目,覺得問蠢問題或想法有錯會被批評與看扁。心中有此想法,別人發言時便轉變為批判他人的觀眾。在這氛圍裡,想表達需要有很大的勇氣,更別提要把表達培養成習慣了。

反觀美國的教育環境,十分重視表達,甚至更重於內容。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發生在大四去伊利諾大學交換時教了小三學生科學課。當時我們教小朋友用塑膠袋做降落傘。講解原理時,我問學生:「為什麼降落傘不會像橡皮擦一樣很快就掉下來呢?」話音未落全班小朋友竟然全部舉手要發言,甚至有幾個小朋友還調皮地想把隔壁同學的手壓下來。這景象在台灣小學可謂奇觀,不過聽到他們的發言還真哭笑不得。「降落傘比較胖」、「這樣比較安全」,甚至有小朋友被點到後抓了抓頭說:「我忘記了。」

對他們來說,發言是跟老師的有趣互動,講錯話或不知道答案沒有關係,甚至要積極主動爭取發言權以獲得老師的注意。因此他們很早就養成表達的習慣。我的美國同學或同事都不覺得要表達自己意見是件困難的事,他們聽到我內心的糾結時十分驚訝。

AskingQuestions

 

第二層困難:表達的邏輯和技巧

即使勇敢發言,不代表能「有效」地表達。有效表達包含邏輯和技巧兩部分。前者是簡短清晰地論述想法,後者是使用恰當的語氣及肢體語言使對方更能夠理解。這對非英文母語的留學生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我至今仍沒找到任何捷徑來克服這個挑戰。我沒辦法像以英文為母語的同事直接在腦中構思就可以做出精彩的邏輯論述,發言前我必須先把我的想法和問題的邏輯架構簡短寫下來,找出合適的句型與用字,發問前再嘗試把它記起來,才能像其他人發言那般流暢。對非英文母語的人來說,並不習慣用英文想法梳理邏輯,我需要先靠寫作固化邏輯鏈條。隨著一次次的練習,才逐漸能夠跳過 (更精確的說是內化) 寫作的步驟,用英文清晰地論述。

表達的技巧對我來說仍是挑戰,尤其是表達不同意見之時。我連用英文論述都十分費神,哪還有餘力去兼顧語氣或肢體語言、思考對方聽起來有何感覺。好在科學或工程的學術圈子裡重內容也體諒非英文母語人士,並不像在商場對語言表達苛求。不過表達的技巧,往往是美國人能把八十分讓人聽起來像一百分的關鍵。

最關鍵的差異在於自信。表達時,肢體動作透露的訊息比說話內容傳遞的訊息還直接而強烈。如果我被找上台給一段即興演講,縮著身體、雙手握拳、眼睛盯著地板、說話無力結巴、言語冗長累贅,我想即使我講的是有趣的論點,聽眾早就心不在焉。相對的,如果大方往講台一站、雙臂張開、眼睛直視觀眾、聲音宏亮、言語簡潔有力,即使講的是屁話也有些人會信以為真 (在政治評論台隨處可見)。

帶有自信的說話和強而有力的肢體語言,就是把八十分講成一百分的那二十分差。但是為什麼美國人普遍來說具備這樣的表達技巧呢?除了前述他們養成表達習慣透過不斷練習而精進,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表達的心態 (mindset),也就是問題的第三個層面。

第三層困難:表達的心態 (mindset)

不論提問、回答、表達想法,這些行為背後一定有動機和目的,這是我指的廣義的心態。奇怪?提問不就是尋求疑惑的解答,回答不就是知識的測驗、表達不就是邏輯思考的辯證,還能有什麼其他的動機與目的?

以我自己的經驗與觀察,在我從小到大的教育環境,其實提問回答表達的目的常是為了獲得別人的認同與成就感,不見得是想補足自己知識或邏輯的漏洞。提問時,在意老師和同學是否認為這是好問題;回答時,在意自己是否知道正確答案;表達想法時,在意自己是否言之有物讓他人驚豔。

從小在高度競爭的教育環境,我們被獎勵的方式是能否「答對」,而不是「勇於嘗試」及「獨立思考」。評量方式常為了方便出是非及選擇題,常為了公平總有標準答案。即使推論精彩,最後答案錯誤還是零分。在這種獎懲制度的潛移默化之下,我們在意的是結果的對錯、而非過程的思辨;因為對錯直接影響成績,而成績是我們在這個社會 (至少在第一份工作前) 最重要的個人價值分數。

看出這個可怕的因果心態了嗎?我們認為每一次表達都是別人評量我的時刻,唯有問出好問題、知道正確答案、說出一番令人驚豔的言論,才能增加我在社會中的個人價值分數。更可怕的是每一次嘗試非對及錯,而每次錯誤就是扣分。以經濟學損失厭惡的概念,若不是我有十足的把握能有一次加分的表達,那我寧可選擇沉默,因為我更厭惡錯誤而被扣分。

這種「因為害怕錯誤而不去嘗試」的心態,被稱為「Fixed Mindset」(出自 Carol Dweck 的暢銷書<Mindset>,以後會再深入聊這個話題)。深根於華人文化的考試制度使得多數人被 fixed mindset 所束縛,我認為這樣的心態是真正讓我們不願表達的原因;而不願表達久了,也就不會表達了。

沉默是金。但沉默久了,就算是金子也不亮了。

吵鬧才有糖吃的美國文化 vs. 沉默是金的華人文化

既然知道「因害怕錯誤而不願嘗試」的心態是不願及不會表達或發問的核心問題。那麼該如何克服這個心態,進而增進自己的表達能力呢?

前陣子參加關於人際溝通技巧的演講,題目是「如何有自信地溝通」。講者開宗明義就說:「Confidence is not about being perfect」。在美國科技業擔任溝通技巧講師幾十年,他發現華人確實在表達時缺乏自信甚至連話都不說。並不是能力差,而是要他們說話的門檻很高。除非對自己說話內容有十足的信心,或是確認說出來的話不會被批評,他們才願意表達。

說話門檻高不必然是個問題,這在華人社會「言多必失、沉默是金」的價值觀下說不定才是生存之道。不過當華人置身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在這個必須要行銷自己、狼性般積極主動、吵鬧才有糖吃的文化,沉默寡言的華人就容易被忽略甚至看不起。另一方面,美國(至少加州)社會對於不同的言論,甚至是錯誤的想法和失敗的點子,有較大的包容力。提出錯的論點不代表這個人差,只要想法有原創性、符合邏輯論述、提供不同觀點,其實也是一種貢獻。

瞭解中西方價值觀的差異,改變心態就容易許多。不需要改變自己的個性或長期累積的習慣,而是學習在西方社會價值觀下的一套新的應對方式。當不再把發言的對錯當作自我價值的增貶,著重在想法的原創性與邏輯論述,並勇於表達,如此循序漸進與經驗積累,自然越能掌握表達的邏輯與技巧、養成表達的習慣、學成這套新的應對方式。這對於目前以西方文化為基調的科學研究和學術界,是十分重要的技能,也是在美國念書一大重要的訓練。

學問,立基於學習與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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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文化 – 美國人的嘴砲與台灣人的沉默 (上)

大學時我喜歡在課堂提問,一方面是追根究底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挑戰自己、磨練題問與發言的勇氣。

猶記得大三「歷史轉捩點」的通識課,每堂課教授都在台上講五十分鐘的故事。我總覺得一直聽課很悶,沒有與教授、學生、知識互動很難使我專心。有一次我心生疑惑便情不自禁地舉手發問。教授發現竟然有人發問嚇了一跳,整個教室寂靜了好幾秒,連前一排在睡覺的學生都因突如其來的靜默醒了過來。而我也被這種情況嚇到,站起來發問時看到上百個同學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忘了是問什麼問題,不過這是這門課整學期第一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當時覺得自己好像是別人眼中的怪人。或許也真是如此。

大三後的選修課人數就少得多,上課發問也不會如此突兀。我也盡量鼓勵自己提問,因為這是讓我專注思考老師講課內容的最好方式。班上也有幾個喜歡發言的學生,每堂課幾乎都會迸出一兩個問題,有時甚至會跟教授討論起來。有一次,一個同學聽不懂教授的講課內容,連問了兩三個問題,我就聽到其他同學們不滿的語氣:「厚,白癡耶,這麼簡單也不會,是不會自己回去看課本喔。」另一個同學也接著話:「對啊,每次都問這麼多問題,很浪費我們的時間。」聽到這些評論突然意識到,我在發言的時候不知道也被多少人在背後吐槽。

我自以為有勇氣在權威的教授和一大班同學面前發言,至少我努力挑戰自己。不過心理總是隱隱約約有個拉扯的力量,提問和發言好像是很奇怪的行為,因為跟大家不一樣;而且要承受其他人的批評。這個力量,曾不少次阻止我發問。畢竟多問多麻煩,不問不麻煩,又何苦自找麻煩呢?

更使我好奇的是,為什麼老師似乎並不鼓勵學生發問?而且學生難道都沒有問題?有問題難道不會想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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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redit: Grant Snider, Incidental Comics

美國人的「發問文化」

到美國留學的第一年都在上必修課。不過美國教授講課就沒這麼順利,一直被學生的問題打斷,因為總有人搞不懂觀念而發問。此時就輪到我內心不悅:「這麼簡單的問題自己去看課本吧,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跟幾個美國人混熟後,閒聊到這個問題:「你們不會覺得上課問這麼簡單的問題很浪費時間嗎?」他們用很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可是難道你不懂的時候不問嗎?」我回答:「我會覺得我能在下課後自己在課本裡找到答案,就不想耽誤別人的時間。」他們吃驚了一下,笑著解釋:「能在上課搞懂不是最好嗎?反正別人在意的話會說,教授也會制止。被制止就下課再問啦。」他們嘴角露出了既得利益者的微笑:「我們晚上去酒吧,你要不要來?」我想起了下禮拜要考試還沒弄懂的上課內容。

*

博班第三年修了一門認知科學所的課。與工程學院的課迥異,這門的每一堂課都像上辯論節目。同學們時常在老師講到一半舉手發言,而且不只是澄清概念,更常表達質疑並提出簡短精闢的論述。老師似乎樂見學生發言,常會加碼挑戰學生的論點;而學生也不甘示弱,就他們所具備的知識和思考滔滔不絕地繼續精彩的推論。其他同學也常會加入戰局,甚至提出新觀點。

身處在激烈的辯論戰場上,我這個小工程師只能目瞪口呆、毫無置喙之處。這已經不是敢於發言的問題,也不是英文的問題 (即使我用中文都沒辦法說的這麼精采),而是他們具備深厚內化的知識、擅長邏輯與論述的技巧、擁有挑戰權威的勇氣,而且三者熟練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當然部分原因是我沒有深厚的認知科學的背景知識,也並不是所有認知科學所的博士生都如此能言善道。不過我還是十分震懾於我和他們在知識與學術上的溝通能力的差異。

差異是如何造成的?又該如何到達那樣的境界呢?

「美國人不就很會嘴砲嗎?」我把問題向其他台灣留學生提出時得到這個回答。「美國人可以把八十分講成一百分,但台灣人通常九十分只講成七十分。」或許在我們心中,實力和能力才是重點,因此看不起說話浮誇的人。但是難道不能不卑不亢地以九十分的實力說九十分的話嗎?

困難在於,即使有九十分的實力,要說出九十分的話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我認為困難處從淺到深有三個層面,將在下一篇分享。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 番茄鐘工作法

今天與大家分享一個提高工作效率的實用技巧與工具:Pomodoro Technique (番茄鐘工作法)。Pomodoro 是義大利文的番茄,名稱由來是發明者Francesco Cirillo 一開始推廣此技術時用了番茄形狀的廚房用計時器。讀者可先觀看以下影片,介紹番茄鐘工作法:

[影片來源]:https://francescocirillo.com/pages/pomodoro-technique

番茄鐘工作法使用步驟

  1. 將本日的任務條列於待辦清單。
  2. 規劃每項任務需多少 Tomato Time (每個25分鐘)。
  3. 開始執行任務的 Tomato。
  4. 開啟 Tomato Timer,專心執行該任務 25 分鐘。
  5. 25分鐘的 Tomato Time 收割 (結束) 後,會有5分鐘的休息時間。
  6. 休息結束後,開始執行該任務的下一個 Tomato,或是執行其他任務的 Tomato。

為何番茄鐘工作法能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看法有四點:
第一,「時間管理」。預先安排每項任務的時間 (以 Tomato Time 為單位) 能幫助我們控制該任務之費時以及預估完成所有任務所需的時間。
第二,「Divide & Conquer」。把大任務切成以 Tomato Time 為單位的小任務,能克服我們心中的起始阻力,事情一旦開始就會有動能。
第三,「人專注力有限」。實驗發現,人專注力最高通常在開始和結束之時。如果一個時間塊長達兩小時,中間生產力會很低。而切成25分鐘的長度,生產力開始低落時便接近時間尾聲,不得不再努力。總和的生產力較高。
第四,「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五分鐘的休息效用極大,不只眼睛和身體得到適當的放鬆,休息時間更能夠跳脫思考泥淖,反省剛才的25分鐘是否能有效率地應用,下個25分鐘要如何改進。

小結

我每需要開 turbo 認真工作時 (寫論文趕 deadline) 都會用 Pomodoro Technique,而我的工作效率也多能有顯著提升。在這裡推薦給讀者。想嘗試的話,可以用手機版 Be Focused (iOS)Brain Focus (Android)、或電腦版 TeamViz;如果只想嘗試 Tomato Timer,也可試用網頁版。不妨實驗看看,希望大家工作效率都能有所提升。

[分享] 為什麼惡意逼車的常是名貴的車?

不論是在台灣還是美國的高速公路開車,總不免碰到惡意逼車 (緊跟在車後不到一個車距) 或是惡意超車 (在不到一個車距插進車道前面) 的人。有時甚至在車多時像在玩賽車電玩般左插右鑽。除了一瞬間不爽外,我逐漸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這種人開的大多是名貴的車,像是BMW、賓士、保時捷,尤其是雙門的跑車款式。

我一直好奇是不是車款和車主的個性有某種相關性。一直以來,我以為這是自己注意力有選擇性偏誤。直到有天在 NPR Radio 聽到這個 TED Talk: “Does money make you mean?" by 社會心理學家 Paul Piff,我才發現這現象是有實驗證據支持的!

我很推薦這個演講,所以先賣個關子,要找答案可以從 8’08 的地方開始看。另外,我覺得他演講提到的實驗也很有趣 (例如一開始提到的窮人/富人大富翁遊戲)。尤其是最後,演講者提出他的解釋和證據,確實有其洞見。

內容摘要

如果各位讀者沒時間看,以下摘要影片重點並簡單回答之前提出的問題。

Paul Piff 曾在舊金山灣區街頭上做了兩個實驗。第一,觀察 four-way stop intersection 的車是否有遵循開車禮儀。(注:路口四向都有stop sign,每台車皆須stop,並依照抵達路口順序通行)。第二,觀察一忙碌單向道上若有行人在有斑馬線的路邊等待 (無紅綠燈),車是否會禮讓行人。(注:加州法律規定此狀況下必須禮讓行人)。

兩個實驗結果發現,平均不遵守開車禮儀的比例是 12 % (Study 1) 和 35% (Study 2)。依照車子價格分成五個等級,最高級車 (upper-class, 例如 BMW, Mercedes) 違規的比例是 30 % (S1) 和 45 % (S2),而最平民的車違規的比例則是 8% (S1) 和 0% (S2) [1]。

簡單地說,開高級車的人交通違規的比例明顯高出平均值,而開平民車的人違規比例則明顯低於平均值。印證了 NY Times 開過的玩笑:「Despite its good brakes, a BMW will usually stop with a jerk.」[2] (無意冒犯開 BMW 的朋友)。

Paul Piff 這兩個實驗的結果發表在 PNAS,論文題目更聳動:「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但重點是,為什麼呢?我結合 TED Talk 內容和自己的理解闡述如下。

「The rich drive differently」

人變得有錢之後,便從開放辦公室搬入私人辦公室,從分租的小公寓住進大房子,從搭乘公共運輸變成開車或有私人司機,從擁擠的經濟艙升等為寬闊的頭等艙。換句話說,「有錢人可以擁有的個人空間較大」。

習慣大的個人空間會產生幾個結果。第一,會抗拒甚至厭惡壓縮自己個人空間的人事物。這就不難理解在擁擠的車道上,為什麼開好車的有錢人容易不耐煩,畢竟大部分情況下,所有人車的路權是平等的。第二,擁有大的個人空間意味著每天能交流的人會變少 (roommate, officemate, 路人)。少接觸人後,便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想的比較是「我」而非「他們」。這也就不難理解在交通違規時,有錢人更關注「我在趕時間」,而非「違規開車會危害到他人的安全」。

Paul Piff 在影片末提到另一個實驗,欲說明這些有錢人的不道德行為並非天性,而是環境/情境使然,並且可以用簡單的誘因來改變這個行為。原本 (在某項實驗中) 有錢人較不願意花時間幫助他人,但是讓他們先看過關於貧窮小孩生活的簡短影片,他們願意助人的程度便與其他人無異。

我還不知道如何應用誘因來改善交通違規的事情,但是若能理解這些人的心理,或許自己碰到惡意逼車或惡意超車時,多少能同情他們吧?!

References:
  1. Piff, Paul K., et al. “Higher social class predicts increased unethical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11 (2012): 4086-4091.
  2. “The Rich Drive Differently, a Study Suggests." Wheels,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2, 2013.

下午茶時間 – Tea Time (下)

<劍橋晚宴>

從 TU Berlin, SCCN, Salk CNL, Francis Crick,沿著下午茶傳統一路追本溯源到劍橋。不知劍橋是否仍像陳之藩所述保有三頓飯、兩頓茶的傳統。

參訪劍橋時正逢暑假且是假日,沒機會親眼目睹學生和教授的日常。不過聽說這樣古老的10am上午茶、3pm下午茶傳統隨著國際學者比例增加而逐漸沒落。現在只有某些實驗室或傳統的英國人還有上午 / 下午茶的習慣。此外,喝茶的人也少了,現在學生大多喝咖啡,或是四五點下班到學生酒吧點杯啤酒。

雖然沒有目睹下午茶,但劍橋仍保留「Formal Dinner」(晚宴) 的傳統。各學院每周會有一次晚宴,學生皆可報名,每次約有20個名額,用8 – 20英鎊即可享用正式西餐的 3-course meal。晚宴地點在學院最古色古香的房間,牆壁上通常掛滿歷代院長或傑出校友,裝飾也極其講究,使人有時代交錯之感,似乎與先賢共食,同古人共飲,只有傳統的老學校有這種歷史深度。晚宴十分隆重,學生必須正裝出席晚宴,入座「Low Table」的長桌;通常也會有教授出席,入座房間深處的「High Table」(有時在小舞台上)。敲鐘後所有人起立,聆聽教授簡短發言,之後便開始用餐。我聽到這描述,腦中便浮現哈利波特裡霍格華茲的晚宴場景,原來這是真實的傳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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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的用餐場所是個古色古香的房間,兩旁長桌是學生和訪問學者坐的 “low table",房間另一頭是教授坐的 “high table"。

為什麼吃頓晚餐要這麼講究?而且還一周一次?培豪說,其實晚宴的目的是認識臨座的學者或同事,建立人脈,增加知識廣度,也是練習表達自己研究和思想的機會。晚宴規定至多只能帶一個朋友入場 (好想體驗可惜暑假沒有),所以一起用餐的大多不認識。而3-course meal又有一定的上菜時間,用完餐要兩小時,學生就被半逼迫著去跟他人攀談。這時劍橋不按主修分學院的制度就顯現出效應,這頓晚餐,可能左邊坐的是教邏輯學的訪問學者,右邊是研究天文物理的博士生,對面是學拉丁文學的研究生,天南和地北系被湊在一起,更考驗了彼此解釋自己研究領域的功力和理解其他領域知識的能力。

<學術沙龍>

除了穿越歷史又跨越領域的晚宴交流,陳之藩的 <<劍河倒影>> 也提到下午茶演講和學術沙龍的傳統。不少學院或學生社團每周會在下午茶時間舉辦演講並準備茶點。與一般學術演講不同,一來聽眾來自不同的背景 (學院有各主修的學生和學者),二來題目較廣泛但每學年會有一個主題。

引兩段陳之藩對學術沙龍的描述讓讀者感受一番:

很多有成就的劍橋人,對於在風雨中談到深夜的學院生活,都有一種甜蜜的回憶。我實在喜歡大家團團坐,海闊天空的閒聊。……這種聊天,在艾德學院是每禮拜三舉行一次。去年有個總題目,是『比喻』。第一周由哲學家講『比喻』在哲學上的用法,第二周由詩人講比喻在詩中的地位,第三周由生物學家講模型,第四周由物理學家講模型,接下來是天文學家說天上的大熊,藝術家說畫圖中的蘋果。各人在講自己的術語,而由更多的外行七嘴八舌的提問。……

今年的大題目是『進步』。進步二字由這麼多人討論一年,寧非怪事?……略加思索即發現這個詞的難懂。第一夜是生物學家談演化,第二夜是社會學家談落後地區,第三夜,物理學家說起科學觀念上的遞變,第四夜是神學家談宗教的統一,接下來是文學批評家談歐威爾的『1984』。……你絕難聽到什麼結論,最後是把你心天上堆起疑雲,腦海裡捲起巨浪,進來時曾覺得請醒得不得了,出去時帶走無數的問題。

<下午茶精神>

雖然上下午茶是英國人的傳統,這趟劍橋之旅並沒有看到像我們實驗室那般的下午茶文化。但是走廊上隨興地喝茶閒聊、酒吧裡盡興地把酒談天、晚宴中相敬如賓地討論請教、下午茶演講時激烈地提問辯論,似乎處處散發著下午茶桌上那種天南地北閒聊的氛圍

陳之藩在<<劍河倒影>>裡提到英國三頓飯兩頓茶的傳統時寫了這麼一段話:

走出餐廳或茶歇結束時,除了肚子有所不同,腦筋似乎也有所不同。好像有好多觀念在輻射你,有好多想法在誘引你。不知是哪位聖人創出劍橋這種制度,無時無刻地不讓你混合。比如教授與學生混和,喝茶與講道混和,吃飯與聊天混合,天南系與地北系混和,東方的書與西方的書混和。至於行與行間的混合,更是理所當然的事。生物化學家變成了考古,工程科學家搞起經濟學,搞抽象數學地到實驗室做起實驗。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我以為只是說說而已,在劍橋竟真有其事。

那麼,為什麼劍橋能孕育並保有這樣自由交流媒合的文化呢?

我覺得關鍵在於「多元 (diversity)」。除了學術領域專長的多元之外,更是文化價值上的多元。劍橋的研究生八九成是國際學生,真的是從世界各地匯集而來,包括西中東南亞洲、北中南美洲、東西歐,甚至非洲、俄羅斯等。比起亞洲、北美洲、西歐為主的美國學校來得更加多元。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思維、不同價值觀的人聚在一起,就像高活性的化學物質被混和,很容易激發出火花產生化學反應。不論下午茶、晚宴、學術沙龍,其能量皆根源於劍橋的多元文化以及長期積累下來的深厚傳統

<結語>

從 SCCN 出發,追溯到 Salk CNL、老前輩 Francis Crick,一路到德國柏林與英國劍橋,下午茶文化竟有如此深的淵源。原來下午茶真正的價值是提供來自不同地方、擁有不同專業的人自由討論、激盪點子、媒合想法的場合與平台

我提出這想法與德國實驗室的教授學生們討論,認為他們的下午茶擁有形式,卻缺少了多元性。應該多邀請其他實驗室、訪客參加,進行跨領域、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若以後有機會成立實驗室或帶領團隊,我一定會繼續承襲下午茶的文化。吃吃喝喝邊聊天的做學問和做研究,實為心之所嚮。

(全文完)

相關連結:

  1. 下午茶時間 – Tea Time (上)
  2. 下午茶時間 – Tea Time (中)